• 如果不是在拍电影的老同学在电话里提起,我几乎忘了岛国办了20来年的国际电影节又开锣了。如果不是有朋友提醒去看陈惜惜的《北京沸腾》和翁燕萍的《消逝的记忆Ⅱ》,我大概也会错过本地电影人的作品。

      在国泰戏院后面往上走的山坡上、旧的美以美女中校舍专门放映本地电影的小戏院里,看到开场的短片,访问本地导演群,谈岛国电影节如何是他们的摇篮。有人说自己从前帮所有同学买票,一次就买了整千元,结果排在后面的人久候不耐烦;也有人说自己从前做过站在门口撕票的小弟,为的就是有机会看到电影节的电影。他们有着各自的电影梦。

      我的老同学想必也是,她本科读了比较文学后又去读电影,在十几年前岛国社会里,算是异类。那个年代电影节看的都是别人的悲欢离合,有的都是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,画面与岛国没有太多关联。我们没有什么自己制作的电影。上个世纪90年代邱金海的《面薄仔》出现时,已经很了不起。当时哪里有所谓的“本地导演群”?电影节里的华语电影,在牛车水的大华戏院放映,戏院陈旧,跟不上时代,感觉特别落寞。组织电影节的那群发烧友是疯子。做电影节不是什么赚钱的产业,但他们执著地要做一个岛国自己的国际电影节,把外国的好影片介绍给本地观众。

      那是一个挣扎着要有我们自己的电影节的年代。我还在做学生,具体不清楚主办电影节后面所需要费的心力和时间,只知道三月份拿着节目册子详读每一部电影介绍。我当然也没有想到一组人挣扎办起来的电影节,正构成岛国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一幅图像,在沉静中生养了多少人的电影梦,培养了多少走进影院观赏非好莱坞电影的观众。它不是以一种每年要交出一份骄人成绩单式的存在,而是创造一种氛围,除了电影艺术的养分,也展示了另一个有别于主流生活文化的可能性。而那些奋勇把电影节办起来、办下去的坚持,是在我们生活的时空中另一面的理想主义体现。

      也就20年光景,我几乎忘了这个电影节的开锣,其实已经把它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了。岛国这20来年的硬体设施也出现了许多变化,旧的建筑保留重新规划用途后,新的空间出现了。就像剧场一样,放映电影的场地多元了,因此有了美以美女中旧校舍的新生命,有了一个小小的本地片子放映场。非主流的文化场地越来越精致,越来越有小资情调。而“电影”这个词有了不同的面向,我们在谈论电影时,使用了不同的一套语汇。“本地电影”这个词登堂入室,本地拍制的电影也有了所谓的“票房”的比较,政府机构把它看作一个可取得实际回报的领域进行投资,甚至有了“主流电影”,有了大机构与外国片商合作的宏伟计划。

      因为这些改变,很容易让人忘记了做电影节和做电影梦的人的执著和挣扎。事实是,整个社会的资源更多了,相对于20年前,目前的条件要比过去来得好些。我开始在想,在制度里有更多的资助让这些凭傻劲与理想出发的人申请,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?他们需不需要为了申请多些资助,而把原来应该用在电影艺术上的心思,用在符合游戏规则上?

      散场后,一位做电影的朋友聊起时说,这次的电影节差一点就拉倒了,他们得到的公共资源很少,但是也因为处于逆境之中,有了危机感,大家又团结起来,一心要把它做下去。

      周末傍晚,我从美以美旧校舍外走下一百多级楼梯,梯级旁边是新盖的苏菲亚路的公寓,很有贵气,这些都是岛国不同的一些面貌。宁静的山坡上下来,地面的多美歌地铁站人来人往,热闹繁忙。

    李慧玲[联合早报20080420]